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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信息被贩卖的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一些人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孩子出生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亲友，推销奶粉和月嫂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产妇和婴儿还没有出院，理胎儿头、做胎毛笔等生意就找上门来；婴儿稍大一些，影楼为孩子拍写真的计划已经做好，并精准推送给了孩子父母，等等。不少人感到困惑，孩子的信息是怎么被他人如此快速掌握的呢？孩子父母不堪其扰，要求整治这类行为的呼声一直较高。

这起公益诉讼案不仅让人拍手称快，而且一些做法具有示范意义。假如让家庭单个起诉泄密者，就会面临鉴定难、举证难以及维权成本高于消费支出的问题。由相关部门和机构代理这些家庭展开公益诉讼，就可以集诸多零散小事为大事，诉讼的成功率就能得到显著提升。将公益损害赔偿金全部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则具有将后端治理转化为前端预防的作用，这一新颖的做法同样值得推广。

也要看到，此案除了要通过公益诉讼来追责，还应向前追溯，看看信息泄露的源头漏洞在哪儿。信息的中间贩子李某以及信息使用者摄影公司都得到了相应惩罚，但这不是终点押球平台，还应该追问，多地新生儿信息是怎么流到中间贩子手上的。如果是黑客侵入，就说明医院的信息平台存在漏洞；如果是内部人员贩卖信息，则说明管理存在漏洞，防范“内鬼”的力度要加大。